他們都來自鄉村，卻反對傳統化學農業。他們強調農產品的健康安全，也懂得利用人際關係和社交網絡推廣理念和產品。
在這股日益壯大的潮流中，我們遇見了陳統奎、趙翼、劉敬文和鐘文彬。他們自稱Farmer（農夫），組合成農業領域的F4，努力用經濟力量消弭城鄉裂痕，拯救淪陷的故鄉。
記者_徐一斐上海報道人物攝影_孫炯
城鎮化車輪碾軋過後，故鄉有了兩張面孔：一張貧困凋弊、一張純凈詩意。
對來自鄉村的人而言，日益衰敗的土地是心底的傷痕。“只要他們樂意，便可以盡情地遐想自己丟失殆盡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個一無所知的故鄉，從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出身北京大院的作家王朔這樣形容。略含譏諷的語辭，點出了故鄉的尷尬。
陳統奎不想讓自己的鄉愁變成王朔筆下的模樣。他的家鄉、海口市博學村是個古村落，僅有300餘人。被火山岩覆蓋的土地不利於作物的生長。他多次寫信反映，村裡用水的問題才得到解決。他是村裡第一個考上名牌大學的人。因為家裡窮，入學前村民給他湊學費、辦酒席。
五年前，陳統奎受臺灣桃米村“社區營造”經驗的啟發，開始在家鄉推行生態村建設計劃，期望依靠鄉民自己的力量改造家鄉，建立有活力、有共識的社會共同體。他領著鄉親給博學村搭建民宿，修環山自行車賽道，還參與發起返鄉大學生論壇。今年，他創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向外界出售村裡的古法種植荔枝。
他感到自己是通過行動改造鄉村、恢復傳統鄉土價值隊伍中的一員。在這股日益壯大的潮流中，他遇見了趙翼、劉敬文和鐘文彬。四人都來自鄉村。今年6月12日，趙、陳、劉三人受鐘之邀，在新農堂的北京活動上做分享。新農堂是鐘文彬依托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品牌農業”，搭建的農業企業家分享平臺。平臺上的人致力於為農業正名。他們反對傳統化學農業，強調農產品的健康安全，懂得利用人際關係和社交網絡推行理念和產品。
6月12日當晚，四名農業領域的創業者決定組建一個組合，一起推行農業轉型的理念。組合被命名“Farmer4”，四人戲謔地稱自己是農業領域的F4。今年九月，他們要在上海的喜馬拉雅中心辦一場真人秀，分享自己和農業的故事。秀的主題是“再造故鄉”。“我們希望更多的人開始反思自己跟故鄉、土地、種子和雨水的關係。”劉敬文說。
在他們這裡，故鄉那張現實的面孔，無需詩意的慰藉遮蔽。
兜兜轉轉就成了Farmer
陳統奎
五年前，陳統奎受臺灣桃米村“社區營造”經驗的啟發，開始在家鄉推行生態村建設計劃，期望依靠鄉民自己的力量改造家鄉，建立有活力、有共識的社會共同體。他領著鄉親給博學村搭建民宿，修環山自行車賽道，還參與發起返鄉大學生論壇。今年，他創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向外界出售村裡的古法種植荔枝。
真人秀宣傳文案的第一句，形容他們是“四個腳上沾泥的年輕男人”。但從這些年輕人身上，你很難嗅出任何跟泥巴或者一個傳統農民有關係的氣息。四人里，趙翼是唯一一個農業專業出身。他是無印良品的粉絲，左手腕戴著MisfitShine手環，監控運動和睡眠。他說手環得了2013年的紅點設計大獎，抬起手來演示功能，還推薦大家去買一隻可以監測喝水量的水杯。Farmer（農夫）這個稱號似乎也是扮酷的裝束。
趙翼是鄉土鄉親茶葉品牌的創始人。品牌成立三年，只緩慢地發佈了六款有機茶葉產品。品牌的名字，源自他大學時代領頭編著的一套書。2005年7月，時任總理溫家寶來信，肯定這套名為“鄉土鄉親”的科普讀物，誇獎趙翼和同伴有“情系鄉土回報鄉親的赤子情懷”。這封信讓趙翼迅速獲得聲名。他的名字出現在《新聞聯播》、《人民日報》里。他被安排參加各種活動，被推選為2005年的“大學生年度人物”，成為盛名之下的學生領袖。他因而被賦予更多期待，那條畢業後從政的道路，越來越清晰可見。
可是，校園紅人沒有畢業。趙翼拒絕參加一門課程的補考，成為肄業生。
“老子不想玩了。”31歲的趙翼回憶當時受到的觸動。22歲生日這天，他被安排去拜訪人大代表申紀蘭。老太太在山西西溝村山上的博物館接待趙翼。博物館的牆上掛滿了申紀蘭和歷屆國家領導人的合照，年輕人旁聽瞭如何受到“關心和關愛”的一生。“但我走出博物館，發現那個山村依然貧窮。我受到很大觸動。我絕不願意這樣被符號化，而無法讓世界發生任何改變。”他一狠心，沒有放下身段去領畢業證。
還能往前追溯他反叛的原因。趙翼是農大著名社團農村發展研究會的會長，組織學生到江蘇、內蒙、河北、河南等地鄉村支農，甚至創立過一家校外的農業科技發展中心。這些漂亮的履歷給信心添磚加瓦，卻又摻雜著無力和尷尬。當他站在北京南站的上訪村裡，面對著十數年生活無著的訪民，當支農所在地的村長帶著沒有銷路的綠色大米來京求助，他站在學校超市門口組織義賣，消極的、無能為力的，甚至狼狽的感覺就會涌上心頭。
他瞭解土地的傷痕。開始創業後，他開過茶館、賣過大米和粽子。兜兜轉轉，他才創立鄉土鄉親，出售透明溯源的有機茶葉。
趙翼創業的故事，鐘文彬和劉敬文都講過。鐘文彬用這個故事佐證趙翼的“道路自信”：他是個非常有想法且有決心踐行的人。
評價他人的同時，可能也是總結自己。當年，小趙翼兩歲的鐘文彬以高分錄取中國公安大學。但熱血的報國念頭很快被嚴苛的軍事化管理澆熄。入學9個月時間，鐘文彬只有兩次機會踏出校門。畢業去路大體定下，人生履歷仿佛已經寫就。鐘文彬漸生厭煩甚至恐懼，他“不顧所有人的反對”，退學復讀。100多天后，被浙江大學傳播學錄取。他的老師是浙大農業品牌研究學的創始人，他領著鐘文彬，到好多個縣城考察過當地農業。這是鐘文彬和農業的緣起。
在赴上海之約的途中，劉敬文總結四人的共同之處：八十年代生，不曾挨餓，對生計沒有深沉的隱憂；人生早期都比較順利，積攢一定信心；聽從內心聲音，不願意沿固定人生軌道滑行，敢於嘗試。
如今，80後甚至90後的年輕人創業已經不是新鮮事，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將目光瞄準了互聯網和科技公司，他們以“酷味”十足的面目，和風投們討價還價。與這些大多數不一樣的是，Farmer4投身到了世界上最為古老和最傳統的行業——農業和農村。在都還算順風順水的時候，出於對可以預見未來的不滿，和對故鄉的心懷眷戀，他們對人生既定的軌跡進行了斷然轉向。現在，無論是兜兜轉轉還是跌跌撞撞，他們選擇了將“故鄉”和“農業”來作為自己未來的兩大關鍵詞。
八月的第二個周末，組合四人相約上海，籌劃九月的真人秀。陳統奎在自己的茶館接待了大家。組隊兩月後，這是第一次正經的討論。
討論行進到售票問題時，四人發生分歧。鐘文彬擔心票銷路不好，建議借助新農堂的品牌力量，把這場真人秀稱作新農堂第五期活動。陳、趙兩人強烈反對，認為F4象徵著一種精神，要超越自身品牌。“再造故鄉純粹是情懷，說法很重要。”趙翼說，“賣票不是關鍵，關鍵是把F4作為符號推出去。”鐘文彬顯得比他們保守。他反駁說：“我覺得你們過度自信了。我想的，是如何讓新農堂利用現有的影響力為F4輸血。第一場仗幹得不好，F4就是一場笑話。”
氣氛有點僵，劉敬文跳出來圓場。經過又一輪協商，四人才就文案說法達成一致。
劉敬文是維吉達尼品牌的創始人。維吉達尼是維語“良心”的音譯，在新疆成立農民合作社，通過網絡幫助農戶售賣乾果。他當年是深圳大學的才子，大二開始給雜誌寫專欄，拒絕英語四級考試，會領著同學看片長7小時的文藝電影，比誰看得久誰就牛逼。他畢業後進入深圳《晶報》，曾是報紙最年輕的部門主任。30歲這年，文青遭遇身份焦慮。新疆7·5事件之後，深圳市對口支援喀什。他辭去工作，作為援疆社工奔赴喀什。
過去數十年，資源重新分配，城鄉矛盾激化，鄉村失去被照料的機會。它的脆弱，通過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凸顯出來。這跟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梁漱溟等人面對的情況如此相似。
許多人開始反思，如何救濟鄉土。思考和相應的行動已漸成聲勢。但不同於當年由知識分子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眼下鄉建潮流的主人公更為多樣。按照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的看法，重建鄉村的主體大致有四類，包括最早出來打工的農民工、在農業領域創業的年輕人、城市裡意欲轉變生活方式的成功人士，以及組織化的NGO。楊團提到，創業年輕人意欲改變的對象不一定是農村，更多的是農業。F4四人正是如此。
“一起回到土地上”
劉敬文
維吉達尼品牌的創始人。維吉達尼是維語“良心”的音譯，在新疆成立農民合作社，通過網絡幫助農戶售賣乾果。
下月底，劉敬文又要帶著團隊的伙伴回到喀什。這是維吉達尼每年例行的團隊旅行。
喀什是中國最西部的城市、古絲綢之路的要衝。秋季是喀什一年到頭中最美的三個月，道路是白楊樹葉子鋪就的。陽光充足，生活區里處處是甜蜜的食物。杏子、葡萄長在家門口，大棗晾曬在戈壁灘上。
在那裡，把車開到綠洲和沙漠的交界處，風景變換，會看見高度落差極大的戈壁。再往前走，沙漠一望無際，只有一條路穿行。在這公路片似的畫面里，劉敬文看過拇指般粗細的“龍卷風”、穿著艾特萊絲綢的美麗姑娘，也依稀看見自己的故鄉。他出生在廣東湛江的農村，那是一個熟人社會。“做腸粉的阿姨就是看著我長大的，她哪好意思在腸粉裡面放不好的？我很懷念那種溫情脈脈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在喀什看見的故鄉是心理上的。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日益荒蕪，不復昔日詩意，關於真實故鄉的美好念想不斷減損。而在西部僻壤上，劉敬文重新發現了自己持久懷念的某些東西。
這些東西首先關乎信任。劉敬文第一次從喀什機場走出來，對新疆的認識還停留在王洛賓的歌里。他坐上了司機買買提的出租車。這個維吾爾人的熱情，讓習慣了都市人際模式的他印象深刻，兩人彼此交換手機號碼。隔天夜裡，劉敬文困在偏僻之處。一通電話，只見過一面的買買提就開著車來搭救他。“我在喀什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美好的。”劉敬文說，買買提塑造了他對喀什的初始印象，之後遇見的那麼多人，都是對這印象的鞏固。
這些東西還關乎勞作的人對土地、對自然時序的尊重。劉敬文和社工在尋訪會製作維吾爾傳統樂器民間藝人的途中，路遇依布拉依木老人。老人熱情幫忙帶路，還邀請一行人去家中做客。老人家裡堆滿了小圓棗，這種棗可以治病。他家有幾百棵棗樹，都是野生的，恰好長在他的地里。樹齡最長的一棵已經超過500歲了。每年8月棗子成熟，他就準時趕著驢車到地里把棗子搖下來。
其實，內地引種的大棗已經占據市場，這種小小的、不好看的棗子銷路不好。但是老人的曾祖父說過，依布拉依木小時候，曾肚疼到天翻地覆，母親搖下小圓棗，用熱水泡開給他喝，連喝幾天好轉了。所以，棗樹有神性，是不能砍的。在一張照片上，我看到了依布拉依木一家。五個人站在院裡子笑著，面前堆放著那種神奇的農作物。它們證明，敬畏心可以不被市場規則打敗。
後來，小圓棗成為維吉達尼公司的商品。它被密封進透明圓罐，放在網店里向全國售賣。維吉達尼與農民建立合作社組織，以高於市場10%的價格收購優質農產品，並通過社會化營銷把農產品賣掉。維吉達尼希望幫助農戶過上體面的生活。合作社目前有2000戶合作農戶，遍佈新疆。
李雨蒙被這項事業打動。他在新疆出生，在那兒生活了九年。他在微博上結識維吉達尼的時候，是廣州的一名攝影師。出於對新疆的感情，他給維吉達尼的產品照片提了好多意見。後來，在廣州一家叫江湖邊的酒館，他和劉敬文聊了三個小時。去年2月，他辭去廣州的工作，來到喀什。
但真正願意投身其中的只是少數。現在，維吉達尼在喀什的工作點只有5名員工。他們要分攤產品採購儲存、開發新產品、財務管理、微博微信打理、拜訪農戶等工作，每個人都是超負荷，常工作到深夜。工作也並不總是美好，還有孤獨。雖然當地人熱情善良，但語言、生活習慣和信仰的隔閡始終在那裡。除了兩個維族的合作伙伴和他們的家人，李雨蒙在當地還沒有交到好朋友。
消解孤獨的方式，除了和內地的親人朋友常聯繫，就是真切感受到，農戶生活發生的真切改變。“我們幫買買提大叔把巴旦木賣出去，他今年蓋了新房。還有那家種雪菊的三兄弟，因為我們幫解決了銷路問題，常年在內地找買家的大哥也回來了。”
七八月份，喀什的果子又開始熟了。李雨蒙正忙著拜訪農戶，上架新的產品。維吉達尼準備開展小圓棗樹認養項目。用戶支付棗樹一年的管理費用，就可以獲得這一年棗樹所產的果實，或者店里等價的其他產品。維吉達尼提供寄送服務。
在整個新疆大地上，小圓棗樹只剩千餘棵，集中在吾庫薩克鄉。因為銷量不好，農戶多疏於管理，許多樹開始荒掉。維吉達尼想把它們留存下來。
“我們一起回到土地上。”這是維吉達尼的一句宣言。“在與農戶合作的過程中，我們才知道，我們有多不瞭解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和生長其上的作物。”劉敬文拿自己售賣的乾果舉例，比如，過了一個冬天的杏乾會變得硬邦邦的，用清水泡好長一會兒，它們才會從冬眠里舒展開來；過了冬天的紅棗，身材比從前苗條一圈，水分在乾燥的喀什蒸發得厲害；春夏秋冬不可能吃到同樣品質的乾果，也沒有永遠不長蟲又無防腐劑添加的果子。
鄉愁，毋寧說是對傳統鄉土價值的認同和追求，通過棗子、無花果、巴旦木，傳遞到購買者手中。這是劉敬文真正想做的事。“我的初心，是要把在喀什的美好感受傳遞給大家。”這種感受，源自人與人、人與土地間的美好關係。
故鄉，在農人心頭縈繞不去。鐘文彬的公眾號曾經推送過一段音頻。那是某個夏夜，鐘文彬在杭州臨安的鄉村裡，錄下的蛙鳴。他在旁白里說：“大家聽見，我家鄉的蛙鳴了嗎？說實在話，能聽見這樣的聲音，是叫人慶幸的。在城市裡久了，有時候都忘記，自己小時候的那種感覺。”
這幾句在後臺引發潮水般的反饋。新農堂里的企業家說他們極有共鳴，他們的故鄉也是這樣，夏天聽到陣陣蛙鳴。或者說，他們心中的故鄉，都如這般保存著未被破壞的自然魅力，象徵著詩意的、適合棲居的土地。
奶奶去世後，鐘文彬回老家的次數更加稀少。雖然他在那裡有棟老房子，但至親已去，再加上外鄉的老闆在村邊造了個電鍍廠，污染了水土，他現在“死也不會在那邊住”。他的故鄉在心裡，實際上已回不去。“新農堂”成了他安放鄉愁的平臺。
直接、真誠、不繞彎子
趙翼
鄉土鄉親茶葉品牌的創始人。兩年時間，他共推出六款產品。每款茶葉都打上“透明溯源”的印記。公開的農人檔案、茶葉生長履歷、評估和檢測報告。
陳統奎將自己的婚禮定在10月1日。婚禮舉行的15天后，他會帶隊走出大陸，去臺灣學習借鑒品牌農業和社區營造的經驗。一部分成員是博學村的年輕鄉民。帶他們外出游學，是陳統奎數年前對鄉親的承諾。
關於這個《南風窗》的前記者於2009年開始在家鄉進行“社區營造”計劃的故事，媒體曾經有過很多報道。這一看似文縐縐的概念，源自70年代後期遍佈日本全國的“社區營造”運動。它是指，倡導社區居民積极參与公共事務，以行動的力量培養“社區意識”和“建立共識”，以營造社區理想的生活環境質量，在“居民彼此之間以及居民與社區環境之間建立起緊密的社會共同體”。
陳統奎的“社區營造”和李昌平的“郝堂實驗”同年開始，比歐寧的“碧山計劃”還要早兩年。後兩者是知名的鄉村建設項目，都強調扎根鄉土，強調適應鄉村邏輯和規則。“碧山計劃”意欲逆城市化而行，恢復傳統的農耕雨讀。而“郝堂實驗”以其內置金融模式知名，通過在農民內部，將他們自己所擁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甚至房屋進行抵押流轉，從而獲得發展資金。
相較於碧山的共同體建設、郝堂村的內置金融模式，四人組合目前做的事情離鄉土要往外走一些，目標也顯得具體。今年，陳統奎開始向外銷售故鄉的農產品。他創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主營村裡種的自然農法荔枝。他打算把重心移到火山村荔枝的自然農法，讓荔枝項目成為村子社區再造的新起點。鐘文彬期待影響一群農人，趙翼希望轉變農人生產方式。劉敬文說，他每天睡醒就會想，如果自己做的事情能惠及兩萬戶農戶，讓他們擁有體面生活，是多美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扎根農村，才能為鄉土創造價值。“鄉土建設如果是座房子，不能說貼近地面的那塊磚，就比上面的磚更有價值。”劉敬文說。他們的努力，更多體現在用經濟力量消弭城鄉裂痕，拯救淪陷的故鄉。
這個過程中，商業和網絡社交平臺的力量不可替代。維吉達尼的銷售主要通過互聯網實現。2012年前後，新浪微博發展迅速，大V的點贊或轉發，能引來極大的關註流量。最早時候，劉敬文給粉絲數排名靠前的上百名大V發送私信，介紹維吉達尼，希望對方幫忙轉發。老榕和姚晨先後轉發過維吉達尼的售賣微博。劉敬文這樣形容當年大V轉發的效果：“你有玩過一種游戲機嗎？大V的轉發就像給游戲機投了枚硬幣，‘叮’一聲，‘噌’，代表銷量的光柱就往上躥。”趙翼賣茶、鐘文彬網羅新農人，都借助於網絡這個平臺。這在傳統農業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
陳統奎也不遺餘力地利用社交媒體，推行自己“再造故鄉”的理念。他充沛的精力令人驚嘆。陳統奎是四個人里事務最雜、最廣的一個。除了照應博學村裡的瑣碎事情，陳統奎在上海身兼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常在浦東新區的一家茶館開辦各種各樣的分享會，最近的一次，是組織臺灣來的伙伴分享民宿經驗。他參加各種各樣的鄉村發展活動。
他散髮著一種接近土地的扎實、堅韌的氣息。當年，陳統奎適應並利用鄉村邏輯和規則，費心力說服村民自己掏錢籌款，建成那條自行車賽道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這種氣息。多年的時政記者經驗，給了他與政府打交道的技巧，和傳播影響力的優勢。陳統奎非常善於打造理念，比如博學村的“蜂蜜共和國”，關於使命的“再造故鄉”，鼓勵大學生的返鄉浪潮。
他亦善於利用整合資源。記者時期積攢了一定的人脈，但這是不夠的。據他說，關鍵的秘訣在於直接、真誠、不繞彎子。“比如想辦返鄉論壇的時候，我先找到可能贊助我的最大機構，闡述完‘再造魅力故鄉’的理念後，直接告訴對方，我需要三輛大巴和20萬元。我說明自己不會從這個項目中盈利，問他可以給多少。之後，我再用大機構贊助的這一條，去說服其他機構。”
“大家為什麼會相信你許諾的願景呢？”記者問。“因為即使是畫餅，我最後一定會實現它。”他答。陳統奎最近在招募臺灣游學團的成員，由他帶隊赴臺灣，學習品牌農業和社區營造的經驗。有一部分成員已經定下，全是博學村的年輕鄉民。這恰好實現了數年前他向家鄉許下的承諾。
可是，占據精力的家鄉社區營造工作並沒有帶來成正比的收入。陳統奎說，目前他主要的收入來自於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的工資和研究補助。
“造人、造神、造錢”
鐘文彬
新農堂是鐘文彬依托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品牌農業”，搭建的農業企業家分享平臺。平臺上的人致力於為農業正名。
每一年五月，武夷山都是忙碌的。清晨五點多，就處處看見挑著大圓籮筐的茶農。這座山盛產岩茶，是烏龍茶的極品。產茶最出名的核心地塊被稱為“三坑兩澗”，分別是慧苑坑、牛欄坑、倒水坑、流香澗、梧源澗。
在慧苑坑的茶山裡，趙翼的同事發現了茶農陳冬林。陳是個手藝人，他拒絕了工業化生產，堅持手工製作。通往茶山的路，他走了四十二年。茶葉出山的時候，因為害怕筐底的葉子被壓壞，每個籮筐只裝八十斤鮮葉，比旁人少四十斤。陳冬林伺的茶，有股迷人的岩骨花香。他懂岩茶的脾氣。香氣從烘焙時的炭火中來。對此，機械化烘乾無能為力。傳統炭焙是制茶的最後一道工序，炭須是荔枝木製的，每次持續20多個小時。這個時節，陳每天陪在炭火旁邊，只睡兩到三小時。
他的岩茶成了鄉土鄉親的第二款產品。陳戴著斗笠的頭像，連同他制茶的故事，被附在茶葉的產品說明裡。一起附上的，還有茶葉的生長履歷、61項風險評估和198項重金屬和農殘檢測指標。甚至還附了GoogleEarth地圖，上面標註了茶園和陳的住處。
鄉土鄉親把陳冬林，以及合作的其他相像的茶農，稱為農作藝術家。稱謂隱含對他們傳統手藝的尊重。鄉土鄉親的店里，每款茶葉都以茶農的名字命名，這種“雙品牌”的操作方式，還茶農以未曾有的價值感和存在感。通常我們灌下一杯茶水的時候，哪裡會知道，是誰給茶葉採青、做青、烘焙呢？
這個創意的靈感，最早來自日本超市裡的一棵白菜。多年前，趙翼在那棵白菜上看到了菜農的頭像和名字。他把白菜買回去後，菜農竟發來感謝郵件，讓他錯愕了好久。
尋找農作藝術家的過程很艱難。他們要通過那些繁瑣異常的檢測，才有可能入選。兩年時間，趙翼只找到了六位農作藝術家，共推出六款產品。每款茶葉都打上“透明溯源”的印記。公開的農人檔案、茶葉生長履歷、評估和檢測報告。後來，為增加消費者對茶葉品質的信任，茶園裡安裝了攝像頭。顧客可以在網店里同步看見茶園的情況。
這在還茶農尊重的同時，也給他增添壓力。“他要用整個家族的名聲來擔待茶葉的品質。”趙翼說，“這是我們的一個策略，把刀把遞給消費者，刀尖向著自己。”
在鄉土鄉親，有一個專門部門負責生產者關係建設。部門職責包括尋找農作藝術家、現有生產者品質控制，以及關係建設。部門負責人呂玉才是趙翼的師兄，大他十屆。
眼下，呂玉才正帶著同事在臺灣尋茶。去臺灣之前，呂玉才去了一趟武夷山。在陳叔家裡，他嘗了泡只焙了第二道火的岩茶。火還沒散盡、離完成還差一次焙火的茶燒喉嚨，不能多喝。
這茶是陳冬林的兒子伺的。2012年6月，陳冬林因肺癌去世。他與茶融合的一生，被鄉土鄉親放進了短小的影片里。以此為始，鄉土鄉親啟動“農人微電影計劃”。影片講述農人和大地的故事。鄉土鄉親計劃尋找100位農作藝術家。這是生產者關係建設的一環。
“我們最在乎的是人。”劉敬文說。這個理念跟趙翼的如此相似，同時又讓我想起陳統奎社區營造的六字邏輯，“造人、造神、造錢”。“造人”被排在首位，因為陳統奎認為，社區營造和推動家鄉產業走出去，最重要的，是當地有掌握了相關理念、技術的人。
維吉達尼也會給農戶建立檔案，書寫農戶的故事，在微博和產品的描述里推送。在寄出的無花果、杏乾、葡萄乾等每一份產品里，都放著一張明信片。記者收到的一張明信片的正面照片里，清晨的陽光打在駱駝刺綠色的枝條上，一隻蜜蜂避開尖刺，在莖脈上停駐，吮吸透明的“露珠”。這張明信片背面，有蜂農吐爾地大叔的照片。一旁寫著他的贈語：“這一罐蜂蜜是我們合作社的蜂農親手採割的，很高興你喜歡。我自己也很喜歡吃。祝福您。”
很多人收到農戶親筆簽名的卡片後，覺得溫暖。這種農戶和消費者直接的情感溝通打動人心。很多明信片被寫上對食物味道的感受、對農戶辛苦勞作的感激，寄回給農戶。最遠的明信片，來自紐約和巴黎。
在與農戶聯接的那頭，維吉達尼借鑒了很多社會組織的工作方式。比如，他們會定期走訪農戶、建農戶合作社、推選明星農戶。但投入最多的，是情感。每次拜訪，維吉達尼都會給合作農戶家的老人和孩子拍照片，計劃在每個孩子嫁娶時，送他們一本影集。
潛移默化中，關係建設和情感聯接加深了他們和生產者之間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乾果、茶葉和荔枝，都通過自由的互聯網直接到達用戶手中。不同於傳統模式中的層層中介，互聯網或者電商模式減少流通環節，從而減少了利益的分攤者。維吉達尼以高於市場價10%的價格，收購產品。趙翼將合作茶農的利潤提升了數倍。陳統奎在提高收購價的同時，另外給荔枝農補貼。擴大化利益的激勵，是農戶願意堅守更耗時耗力的傳統生產模式的關鍵。他們有底氣，可以不簡單粗暴地給作物噴上農藥。提高農戶的收入，才是重建農耕榮耀、信任關係的核心。
“在想做的事情里，我們都找到了現實主義的實現方式。”鐘文彬說，大家都有情懷，也都明白，僅有情懷是不夠的。四個人認同彼此的路徑，因而走到了一起。
只是一個故事的開頭
農耕的浪漫，如星火般，在擁擠的城市裡複蘇。複蘇的標記，多是陽臺上種的幾棵青蔥，或者房頂一小片豆苗。田園式的情調中，更多的，是對食品安全的重視。在中國，這幾乎是讓每個人沮喪的話題。“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普通的人不復陶潛筆下自給自足田園生活的可能。糟糕的食品安全問題，讓他們對可信賴的食物有更強烈的需求。
“Farmer4”各人的乾果、茶葉、荔枝獲得認同，首先是因為購買者相信，它們是安全的食物。在這裡，人和食物間的信任被重新構築。緊隨其後的，是消費者和農戶對生產方式轉變和傳統鄉土價值的認同。
這是通過商業力量實現的。用無農害、質量上乘的產品，告訴消費者什麼是好的食物。標準得以重新建立。由此生出了趙翼所謂“消費選票”的概念，即用消費者的力量鼓勵農作藝術家的堅守，支持更多生產者轉變生產方式。他認為，這一切很難透過NGO組織來實現，因為NGO缺乏效率和激勵，有理想卻不夠務實。自由的、現實的經濟力量，才能夠創造上述價值。
同為小米手機理念的粉絲，劉敬文和趙翼都花費力氣，提高消費者的參與和認同，調動他們的需求力量，反向支持生產者。農人故事的講述、產品的透明溯源、人性化互動方式的設計，都屬此類。
陳統奎售賣的火山村荔枝，直接採用認購的方式。消費者購買荔枝禮盒，付的錢會被用來資助荔枝農赴台學習有機農業九天。這是一種營銷策略，通過產品的人情味來打動消費者。但營銷兩字，絲毫不減損其中情懷的價值。農人生產方式的轉變，需要來自消費者的長久支持。
在傳統市場運作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紐帶被分割。消費者離土地太遠了。因而，營銷策略同時也是一種教育方式。通過告訴消費者，不同時令大棗會有不同面貌，無添加的無花果會生蟲，影響他們去接受和認同自然時序。“農耕不僅是浪漫，也會有殘酷的。”趙翼說。今年，鄉土鄉親的安吉白茶遭受病蟲害，產量減少三分之一，採下的鮮葉里可能混有名叫黑刺粉虱的小蟲。如果棄掉這批茶葉，茶農的收入成問題。趙翼膽子大，將白茶照常上架。鄉土鄉親在店里醒目的地方標註“沒有農藥，或有小蟲”，並特意寫了篇文章，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結果，混有小蟲的白茶被消費者接受了。
守護大地協會是日本新農業的代表。它的創始人藤田和芳說過，“空喊口號是無益的。與其高喊一百句口號，不如將一根沒有農藥的蘿蔔送到消費者手裡。”趙翼多次提起這句話給他的啟示。眼下，他、劉敬文、陳統奎都在做“將一根沒有農藥的蘿蔔送到消費者手裡”的事。而鐘文彬搭建了一個平臺，讓大家分享“送蘿蔔”的理念和經驗。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們四個，連同其他在農業領域創業的年輕人，在美好土地的感召之外，也體味著其中的艱難。
一方面，保證農產品安全健康、保護農村生態，更多涉及公共利益。農業本身具有公益性，承載不了過高利潤。這有違商人的應有之義。
另外，正如鐘文彬所下的定義，“新農人”用商業聯接城市和農村。他們必須同時應付土地秩序、鄉村規則和市場邏輯。在尊重土地、順應鄉土傳統之外，如何合理地分配利益？這是很難給出好答案的。人情味的、有情懷的營銷模式是一方面，但並不足為繼。陳統奎就為此煩擾。目前，火山村荔枝項目在營銷方面花費了太多精力和成本，但荔枝的售賣期不過兩個禮拜。
這對“新農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們需要時刻回到土地身邊，瞭解它的變化和狀況。農村生產者不能用簡單的市場邏輯應付，需要更多的關係建設。在此基礎上，再思考如何合理地擴大利益。楊團曾建議，在農業領域創業的年輕人要搭建“線上線下共同合作的平臺”。這恰好契合Farmer4的模式，組隊形成合力。
八月的第二個周六，在上海一家小籠店里，趙翼提起，最美好的食物味道，都留在小時候，現在再也吃不到了。隔天清晨，鐘文彬說了類似的話：他最懷念的味道，是小時候奶奶用家門口的絲瓜，和綠豆一起燒的湯。湯的味道，是故鄉的一部分。
故鄉的味道讓人回味無窮。它代表著人和人、人和食物、人和土地間的美好關係。重建這些美好的願望，讓四個人站在了一起。Farmer4承載著這樣的期望：成為一個文化符號，聯接更多的農業從事者，恢復鄉土的尊嚴。因而，“Farmer4只是一個故事的開頭，需要更多新農人的登場”。
（原標題：再造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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